阶级和国家产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人类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遵循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 1 ]古今中外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形式和名称不尽相同，但意识形态性是各种思想政治教育普遍共有的属性。“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操作性的价值输送系统，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塑造和改变民众的思维方式，以获得他们对输送者合法性的自愿认同。”[ 2 ]91仅从概念上就可以看出二者具有紧密的相关性，思想政治教育是意识形态的载体，也是传播意识形态的有效手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从历史实践的角度认识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的发展历程，考察我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及其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作用，对于在当前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现实际遇下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革命时期：革除旧意识形态

一定的阶级、政党或群体要贯彻自己的主张，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合法性问题，只有获得合法性的政权才能得到民众自愿地拥护。意识形态为合法性提供了有力支撑，从结构学的意义上而言，意识形态从框架到内核都是围绕合法性而构建，“离开合法性诉求，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理念系统就丧失了生命力。”[ 2 ]103一般认为，意识形态代表的是本阶级的利益，能够为统治阶级进行辩护，同时，其他阶级也能用自己的意识形态对统治阶级进行批判，意识形态具有对合法性进行辩护和批判的双重功能。中国近现代史主要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和发展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任务主要是让广大民众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对占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宗旨是服务于武装夺取政权的需要，将培养革命者和革命的支持者作为主要目标。

（一）思想政治工作服务于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卢沟桥事变”开启了日本全面侵华的罪恶之路，随着侵略的进一步深入，一方面，侵略者在沦陷区宣传所谓“大东亚共荣”的殖民思想；另一方面，国内民众出现悲观或冒进的错误思想。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动员、团结一切力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实践上，包括宣传、仪式、动员和政治社会化都属于意识形态的内容。思想政治工作服务于同日本殖民主义的斗争，在抗日战争中寻求认同。

首先，分析形势，宣传马克思主义。日本侵略中国不仅使用强大的武力，同时也在思想文化上进行伪装和欺骗，所谓“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帮助中国发展”等说辞虽然并不高明，但也造成了一定影响，需要予以澄清。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明确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 3 ]面对当时国家危亡的局面，作为影响有限的在野党，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就是要向民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纲领主张以及党的策略和任务，巩固党对人民军队以及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领导。

其次，凝聚力量，进行政治动员。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认识并不统一，抗战以前有人悲观绝望，发出“亡国论”，抗战初期也有人盲目乐观，鼓吹“速胜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战争进行分析，并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撰写的《论持久战》、洛川会议上共产党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献以及工作实践，都很好地论述了抗战的发展走向，表明了党的纲领和主张。这些工作不仅促使了国家力量的凝聚和抗战胜利的早日到来，也巩固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坚实了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二）思想政治工作服务于同国民党的合法性争夺

本质而言，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并不存在合法性的争夺，因为侵略者没有合法性可言。就现代社会的一般观念而言，合法性需要有规则（价值系统，提供统治的神圣性）、法律（宪政制度，提供统治的权威性）和民意（认同感，提供统治的有效性）三个基础，作为侵略者的日本只是用武力支撑，无法提供合法性的基础，因此共产党在合法性方面需要做的是澄清，而不是争夺。真正争夺合法性的对象是国民党，因为国民党是执政党，拥有更广泛的合法性基础。而在同国民党的合法性争夺中，存在赢得土地革命战争和实现解放战争胜利两个阶段。这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方面，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标。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大革命的失败让共产党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共产党开始组织工农政府，建立地方武装，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时期，争取民众支持，扩大红军队伍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苏维埃政权，推翻国民党的反动政权成为党的中心任务。”[4]1929年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农村进行革命斗争建党和建军的根本问题，为我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础”[ 5 ] 。政治工作逐步被认为是红军的生命线，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不仅要唤醒群众的革命意识，识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还要使指战员提升无产阶级的觉悟，认清本阶级的利益，努力实现本阶级的政治任务，达到消灭敌人、解放本阶级的目的。

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的中心工作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6] 。国家的建设需要凝聚多方面的力量，这就要求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要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同。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围绕这一中心工作需要在提高军队政治觉悟和战斗力、转变国民党官兵立场、争取党外人士支持等各方面进行。特别是要激发农民的革命热情，发展到人民大革命的新阶段，在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下，中国革命确实迎来了一个新高潮，三大战役的胜利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陈毅回忆淮海战役时甚至认为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二、建设时期：维护新意识形态

新中国成立，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由批判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转变为维护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思想政治工作主要表现为巩固新政权，激励全社会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意识形态功能。

（一）以思想政治工作巩固新政权建设新社会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中心工作由夺取政权转向了巩固政权。充分运用执政党掌握的意识形态资源，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党的指导思想上升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巩固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紧迫任务。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亟需在思想上进一步统一。建国初期需要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得益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配合，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巨大成功。在这一阶段，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调动广大民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标。“工业学大庆”运动、“农业学大寨”运动、学习雷锋运动等一系列典型教育活动的开展，使人们的思想觉悟明显提高，克己奉公、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精神得到发扬，同时也使共产党成为人民真心热爱、衷心拥护的先进组织，巩固了思想基础，稳定了执政地位。

（二）思想政治工作过于意识形态化误入歧途

在脱离当时实际的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20世纪60年代前后，意识形态领域也开展了过火的、错误的斗争，在对待知识分子、科学文化等问题上发生了越来越“左”的偏差。由文艺界引发的批判运动，最终扩展到各个领域，引发了“文化大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思想政治工作在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及内容方法等方面都出现了严重错误，极大地破坏了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过于意识形态化，成为“狠斗私字一闪念”，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培养“造反英雄”的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人也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所谓的大民主实际是大混乱，完全违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初衷。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冲击，甚至人性都被扭曲。而绝对的意识形态化也使得一切西方的和传统的事物都受到批判，被贴上“资本主义”和“封建”的标签，所有的社会文化和精神信仰都受到质疑和批判，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也遭到破坏。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倒退，社会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三、改革时期：意识形态功能和非意识形态功能并举

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属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传播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意识形态功能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存在提供了前提。但需要明确的是，二者不是等同关系，也不是包含关系，意识形态传播的手段并非只有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种。同时，根据意识形态性进行分类，思想政治教育也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和非意识形态功能两种划分。改革开放以后的思想政治教育超越了单纯的意识形态灌输，这是一种转变，但这种转变绝不是说摒弃意识形态而只要非意识形态内容，而是在深化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不断加强非意识形态功能，换句话说，也就是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不断深化

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7 ]178这里所讲的“统治阶级的思想”，指的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所以从理论上讲，只要国家和阶级仍旧存在，意识形态以及包含意识形态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就将一直存在。而且对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冲击的错误理论和社会思潮也不会消失，关于合法性争夺的战争将会一直持续。曾经有段时间我们一直避免谈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似乎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应该存在被马克思批判的“虚假的意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一般认为，特拉西最初提出“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时作为一种“观念的科学”更多侧重肯定的方面，到马克思那里则变成一种否定意义上的概念。他认为，“意识形态本质上是编造幻想、掩蔽现实关系的精神力量，是对社会现实的颠倒、神秘的反映。”[ 8]但这只适用于这种意识形态阻碍现实生活的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否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早期在破除封建观念和宗教神话时起到的积极作用。所以马克思在批判统治阶级“虚假意识”的同时，却也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武器。在阶级和国家消亡以前，在进入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内，意识形态仍旧会长期存在。所以我们对意识形态绝不是不能讲，而是应该讲，而且必须要讲清楚。

从实践上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展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工作都围绕经济发展、生产力提高而进行。思想文化领域所受的关注程度明显降低，导致一定风险。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 9 ]这里所讲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失误，主要是意识形态内容的缺乏。需要注意的是，市场经济的引进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市场机制，里面还包含私利、自由等西方思想文化，加上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现实领域的深刻变革，全球化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里，各种社会思潮、不同文化价值纵横交织，相互激荡，争相夺占人们的头脑，挑战着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力、整合力，从而解构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10 ]

面对复杂的现实形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意识形态建设方面采取了诸多重大举措。其中中国梦的提出以及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的开展，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有历史渊源，又有现实基础，是当代中国人共同理想的生动表达，是对民族复兴美好未来的诗意描述，是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中国梦实现的关键，就在于坚持中国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坚持中国道路，才能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这种充满生活气息和浪漫色彩的表达，使意识形态建设更贴近生活实际，容易引起人们的亲近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导向，实践中为全党全国人民提供了价值导向、行为遵循。习近平总书记还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以及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等多项重大会议中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在各项工作中注重思想引领，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非意识形态功能全面拓展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非意识形态功能，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认知和交往的手段，所具有的提高受教育者的认知水平和交往能力，使其掌握必要的公共生活准则，并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和情感上的愉悦的作用。”[ 11 ]简而言之，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中不含有阶级性、政治性等意识形态内容的部分。这时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作为传播意识形态的工具，而是注重受教育者的主体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在新时期面临着新形势，斗争越来越复杂，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不断深化。但随着物质条件的不断提升，精神层面的关怀也愈发得到重视。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都包含着深厚的人文关怀，而且关注程度逐步深入。思想政治教育从理念到工作方式方法都有了很大改进，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坚持“三贴近”原则——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避免简单乏味的政治说教，从受教育者的角度考虑问题，把解决实际问题与解决思想问题相结合。例如在高校，单线的课程育人变成与实践育人和文化育人等多维互补，心理咨询中心、就业指导中心等与学生学习生活相关的组织切实发挥作用，在解决心理问题、就业问题等学生切身需要的过程中解决思想疙瘩。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工作思路进一步提升，既要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也要遵循受教育者成长发展规律，既要抓牢意识形态功能，也要重视非意识形态功能，有时甚至用非意识形态功能带动意识形态教化的深入。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这种转变，并不是一种创新，而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7 ]422。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以此作为党的宗旨，在人才培养上也关注到“德智体美劳”多方面的发展。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四有”新人的培养目标，江泽民提出“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目标，胡锦涛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再到习近平强调“立德树人”。可见共产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坚持人民主体性，尊重人的主体价值。只是由于受当时当地条件的影响，导致不同时期实现程度并不一致。今后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使人的主体价值不断得到实现。其次，意识形态之间的碰撞与交流从来都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引领社会思潮的同时，也会受社会思潮的影响并吸收里面合理的内容。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当然要进行批判，但其中关注个体价值、个人自由等合理内容要进行吸收、加以改造，以此不断丰富和完善主流意识形态，增强其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力和包容性，从而增强其生命力。

总而言之，从我国近现代历史实践角度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是其主导功能，思想政治教育是传播意识形态的手段。也即是说，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传播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合法性争夺的历史。革命时期要批判日本殖民主义和国民党统治；建设时期要对无产阶级领导政权的合法性进行维护；改革开放以来更要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防止对主流价值观念的解构。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从服务于军事斗争到服务于经济建设，再到服务于社会发展，每个时期的主题不同，却都较为强调工具理性，比较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也确实是必须坚持的主导功能，事实证明，正是得益于对意识形态极端重要性的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在各个历史时期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提供合法性基础。同时，在保证意识形态稳定的基础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非意识形态性，促进个体价值的实现，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进步。二者共同保障党领导国家繁荣发展，带领全国人民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阔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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